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谁能稳住内需、做强服务业，谁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对我国而言，服务业不仅是稳定就业的“蓄水池”，更是推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民生品质的“主引擎”。当制造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升级”，当居民消费从“有没有”迈向“好不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作用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放大。要让服务业继续发挥我国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关键不只是“做大规模”，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数字赋能和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低端供给转向高质量供给。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大产业”的格局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在城镇新增就业中所占比重持续提升，在吸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转移和灵活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服务业的稳定，就是就业的稳定，也是收入和消费预期的稳定，而这恰恰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支撑。

从需求结构来看，随着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居民消费正在由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 消费服务”的复合升级：医疗健康、教育培训、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养老托育、家庭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服务不断涌现，体验型、品质型、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服务业既承接了这种升级需求，也在通过创新不断激发新的消费潜力。例如，一座城市夜间经济、演艺经济、展会经济的兴旺，不仅带动交通、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也催生了数字营销、场景设计、内容制作等新服务形态，对城市经济的综合拉动效应日益明显。

要让服务业持续扮演增长“主动力”，必须正视其发展中仍然存在的“强势数据、薄弱规则”“高速度、低质量”“大城市热、小城市冷”等结构性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优质高端服务资源过度集中在一线和部分新一线城市，中西部和县域地区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供给方面明显不足，难以有效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和县域经济壮大。二是高端服务供给不足，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与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匹配度仍有差距，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三是制度与监管方式跟不上业态创新，部分领域存在“旧规管新业”“无规可依”的尴尬，既可能束缚创新，也容易产生风险隐患。

服务业“轻资产、重人才”的特征十分明显，人力资本质量直接决定服务质量和附加值。然而在养老护理、家政服务、托育看护等领域，职业培训体系不完善、薪酬待遇与劳动付出不匹配、社会认同度不高等问题仍然突出，既制约了行业发展，也难以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服务的期待。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破解，服务业就难以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服务的供给方式、交易模式和价值链结构。从线上医疗问诊到智慧教育平台，从工业互联网赋能供应链金融，到云计算支持跨区域远程服务交付，数字化不仅打破了时空界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让大量中小微服务主体以更低门槛参与市场竞争、拓展服务半径。实践表明，谁能更快完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谁就能更好掌握发展“主动权”。

以物流行业为例，传统物流依赖线下网点和人工作业，成本高、效率波动大。近年通过建设智慧仓储、自动分拣、智能调度平台，引入大数据预测需求、优化线路，实现了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库存成本显著降低，现代物流从“搬运货物”转向“整合资源 数据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典型代表。类似的变革也在金融、零售、文旅、专业服务等领域快速展开。要让服务业继续发挥主动力，就必须把数字化作为主攻方向，推动服务全流程“上云、用数、赋智”，同时完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让创新在有序监管下健康发展。

服务业要真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主动力，不能只停留在消费端，更要在生产端“嵌入”价值链。通过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引导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和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是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这包括研发设计、信息服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金融保险、品牌营销、法律与咨询等环节，通过为制造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转变。

现实中，已经有不少制造企业开始通过“服务型制造”模式重塑竞争优势。例如，部分装备制造企业不再只销售单一设备，而是提供“设备 决策软件 远程维护 金融方案”的综合解决方案，按“服务时间、使用效率、产出水平”收费，既锁定长期客户，又形成稳定现金流。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专业化的双向强化，既提升了制造业附加值，也培育了新型高端服务业。各地发展产业园区或集群时，若能同步布局研发、检测、信息、法律、金融、物流等专业服务平台，将显著提升整个区域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要让服务业持续扮演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必须更好发挥其在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作用。近年来，假日旅游热度、线上教育培训、文娱演出、城市体育消费等不断升温，也暴露出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价格与质量不匹配、体验参差不齐等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政策支持和准入规则，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托育、家政、康养、文化体育等“短板”领域，鼓励民营和小微主体以创新模式提供高品质服务。要提高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通过推动教育、医疗、公共文化、基本养老等领域改革，让居民在基本保障之上，有条件进行更高层次的服务消费。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环境建设尤为关键。健全服务标准体系与信用体系，完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强化线上线下同责监管，可以有效降低居民在服务消费中的“心理成本”，增强预期稳定性，加快消费从“可选”向“常态”的转变。以文旅服务为例，一些城市通过打造城市IP、改善公共空间、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和智慧导览系统，不仅提升了游客消费体验，也激活了本地居民休闲消费意愿，服务业对地方财政与就业的贡献随之显著提升。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服务业开放具有“撬动效应”。金融、电信、医疗、教育、文化、专业服务等领域的稳妥有序开放，有助于吸引高质量外资、引入先进管理与服务理念，倒逼本土服务企业加快升级。通过服务贸易创新试点、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平台，可以在规则对接、制度创新、数据跨境、安全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范围的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

与此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跨境数据服务等新业态，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从“制造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跃升。以数字内容服务、云服务、跨境软件外包和在线教育等为代表的行业，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竞争力。通过完善跨境数据流通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机制，可以进一步放大服务业对出口和对外投资的牵引作用，让服务业在“双循环”格局中既做内需“稳定器”，又做外贸“新支柱”。

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供给和充足的人才储备。应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简化服务业市场准入程序，清理不合理限制，推动更多事项实现线上办、一次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数字平台、共享经济、新型金融科技等新业态，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为创新预留空间。要通过税收、金融、用地等政策，引导资本流向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潜力的服务领域，避免单纯“逐利”造成资源错配。

更为关键的是，要将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端服务业需要复合型专业人才，生活服务领域同样需要标准化、职业化的技能人才。通过完善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推动院校专业设置与服务业需求有效衔接，拓宽职业上升通道和社会认同，不仅能提高服务质量，也能让更多青年在服务业中实现体面就业和职业发展。尤其在养老、托育、康养、家庭服务等关乎民生福祉的领域，必须通过政策支持、培训补贴、薪酬激励等方式，构建稳定的高素质服务队伍，让“照护”真正成为一份有尊严、有成长空间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