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的深层逻辑

当人们谈到“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时，很多直观的理解是“政府少管一点”“多放给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定”。但若只停留在字面层面，既容易把市场化简单等同于“放任不管”，也容易忽视背后关于效率、公平与安全边界的制度设计逻辑。真正值得讨论的是 为什么要把价格交给市场 以及 该交到什么程度 如何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框架。在当前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导向，不只是经济学概念的再学习，更关系到企业投资行为、居民消费选择以及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实质转变。

一 价格为什么要交给市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价格不仅是买卖双方的交易结果，更是资源配置的核心信号。当价格能够真实反映稀缺程度、成本结构和需求变化时，企业才知道该在什么领域扩大产能，资本才会流向更具潜力的行业，消费者也更可能做出理性选择。如果价格被行政力量长期扭曲，比如人为压低电价、地价、资金价格，短期看似减轻了部分主体负担，长期却容易造成浪费、产能过剩和隐性负债。正“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本质是在强调用市场化价格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低效无序竞争和无谓浪费。

市场化定价有助于倒逼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比如在能源领域，当传统化石能源价格能够更真实体现环境成本、供需紧张程度时，新能源技术的相对优势才会被凸显出来，企业才有动力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绿色转型。若电力、油气长期维持“低价刚性”，不仅制约新能源企业成长空间，还容易导致高耗能产业“赖着不走”，影响整体经济结构优化。价格交给市场，并非是放弃调控，而是通过更透明的规则，让创新者得到回报，让落后产能自然退出。

二 市场能形成价格并不等于政府“完全退场”

“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是一句极具方向性的政策表达，但也同时隐含两个重要前提 一是“能由市场形成”二是“价格”本身需要在规则约束下运作。并非所有商品和服务都适合完全交给自由定价，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基础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垄断性较强的自然垄断行业等，若完全放手，可能导致价格大起大落甚至被操纵，损害公共利益。此时政府的作用不是简单“定一个价格”，而是通过法规制定、成本监管、信息公开、竞争引入等方式，维护合理的价格秩序。

以公用事业为例，自来水、供电、供气往往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一家企业建设全网管道和线路在成本上更具合理性，但也带来竞争不足的问题。如果完全市场化定价，容易出现“涨价无人制衡”的风险；如果行政上直接压价，又会挤压企业必要的维护和升级投入。很多地方探索的做法，是通过政府制定价格形成机制 监管成本与服务质量 适度引入竞价环节，让价格在规则之内浮动，让企业既有合理收益又不能滥收费用。这种模式恰恰说明，价格机制可以市场化，但制度边界与监管框架离不开政府。

三 从“管价格”到“管机制”的政策转向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一些领域的价格政策更偏重于“结果管理” 即政府直接给出一个上限价、指导价甚至统一价。这样的方式在物资短缺、计划色彩浓厚的阶段有其现实合理性，可以保障重点行业和民生供给。但在产业结构复杂多元、市场主体高度分化的今天，这种“一刀切”的价格管理不仅行政成本高，而且很难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与技术迭代。政策强调“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其实是在强调从管具体价格 转为管形成机制和竞争秩序。

这种转向至少有三层含义 其一 政府要更多通过完善市场规则来引导价格 而不是代替市场定价，例如建立更加透明的成本信息披露制度，让不合理收费无处藏身；其二 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防止企业通过操纵供给、人为制造稀缺来推高价格；其三 要提升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柔性，在重要商品（粮食、能源、大宗原材料）出现剧烈波动时，通过储备调节、期货市场引导、临时性措施平抑异常波动，而不是长期行政压价。这样，价格体系既有足够灵活性，又不至于失控。

四 典型领域的市场化定价实践与启示

在电力领域，近年来逐步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和现货市场试点，通过发电侧与用电侧直接交易，让电价更多反映供需变化和时段差异。一些制造业集中地区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企业通过“削峰填谷”安排生产，在低价时段集中用电，明显降低了综合用能成本。与此峰谷电价也倒逼企业进行节能改造和用能管理升级，实现了节约资源与提升效率双重目标。这个案例说明，当价格信号真实、灵活且可预期时，企业会主动去优化行为模式，而不再只是被动承受统一电价。

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价格交由市场”的典型体现。过去由行政手段管理存贷款利率区间，往往无法充分反映风险差异和资金供需状况，既可能导致优质企业被抬高融资成本，也可能使低效率主体获得过于便宜的资金，形成“低成本错配”。随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制逐步完善，资金价格更贴近真实风险和市场预期，金融机构不得不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优化资产配置，而实体企业也通过信用建设和透明治理来争取更优利率。这种变化，更深层次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推动了金融体系从“规模扩张”走向“高质量配置”。

在交通和物流领域，高速公路收费、港口装卸费、铁路运价等长期是企业成本结构中的敏感部分。通过推进市场化竞争、打破地区性保护和行业壁垒，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物流、仓储、运输环节，一方面释放了运力供给，另一方面也在价格竞争中逐步压缩了不合理收费空间。地方经验表明，当收费构成更加公开透明 竞争更为充分时 企业对价格的接受度明显提高 投诉量反而减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价格市场化+规则透明”比单纯行政限价更具可持续性。

五 市场定价与民生保障并不矛盾

社会上对“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存在的疑虑，多集中在是否会推高物价伤害民生。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尤其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关乎基本生活质量的领域，价格波动确实容易引发广泛关注。但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形成价格与民生保护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来保护民生 用价格管控 还是用财政补贴 社会保障制度 精准兜底。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基础民生通常采取“价格适度市场化 与 分类保障并行”的模式。比如医疗服务可以适当体现成本差异和技术价值，但针对低收入群体，通过医疗保险报销、重大疾病救助等方式降低其实际负担；养老机构可以在服务内容、设施条件上根据市场需求形成多层次价格体系，同时通过公办机构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养老保障。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价格信号”和“保障功能”拆分开来 让价格更好反映真实成本和需求 让保障通过制度定向发力，从而避免总体价格机制的僵化。

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市场定价本身 而是缺乏配套民生政策时的简单“放任”。当住房价格完全受资本炒作驱动、当教育培训在监管空白中野蛮生长、当养老服务长期无标准无监管，仅仅依赖“多交给市场”就会带来明显风险。政策强调“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隐含的是“有条件 有边界 有配套”的前提，而不是抽象的自由放任主义。

六 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现实启示

对于企业而言，价格越来越多由市场形成，意味着依赖行政定价红利和政策补贴空间将持续收窄，竞争重心会进一步回到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品牌信誉和运营效率上。一些传统行业企业过去习惯于在“价格管制”和“资源配置”中寻找套利空间，比如利用电价、地价、融资成本的政策差异来谋取额外收益，而非专注主业升级。在价格机制全面市场化的环境中，这类路径将难以为继。企业更需要读懂的是 如何通过成本管理和价值创造 在市场确立的价格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管价格”转向“管机制”，则需要改变以往通过行政定价吸引投资或维持所谓“政绩稳定”的思路。长期压低土地出让价格、电价、环保成本，表面看是营造“低成本洼地”，实则容易遗留环境治理隐患、财政风险和低端产业锁定。新发展阶段，地方更应在营商环境、法治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上下功夫，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稳定预期来吸引高质量投资，而不是通过人为操纵价格指标进行“短期招商”。对价格的态度，从“审批一个数值”转为“设计一个长效机制”，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七 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找到平衡

从更长远视角看，“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体现的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句话统一关系的再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体现在价格机制的主导地位 政府的作用体现在规则供给 公平维护和底线兜底。既要警惕用行政定价长期对冲市场信号导致效率损失，也要避免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把民生交给价格波动本身。只有当价格能够在公平竞争、信息充分、规则清晰的环境中自主形成，当政府在制度设计和监管执行中守住“底线但不越位”，资源配置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经济增长也才能在更健康、更可持续的轨道上运行。